其实，这个问题说得有点含糊。红五军团的编制后来取消了，变成了红五军。在长征路上，红一军和红四军这两大红军主力会合没多久，红五军就被划到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下，成了左路军的一部分。

红五军团是在江西宁都，由之前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的队伍起义后改组成的。第二十六路军本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被蒋介石收编了。1931年夏天，他们被调到江西去攻打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都闹着要抗日反蒋，很多官兵也不想打内战了，都想着抗日。在这个军的共产党秘密组织推动下，赵博生、董振堂这些将领就带着队伍起义了。

1931年12月14日，宁都发生了起义，并且取得了胜利，参加起义的军队有一万七千多人。中央军委给这支起义军起了个新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下面有三个军，分别是第十三、十四、十五军。军团的总指挥是季振同，董振堂当副总指挥，政委是肖劲光，政治部主任是刘伯坚。起义军成立后，就开到了中央苏区，加入了红一方面军。后来，他们又接受了思想教育和组织上的整顿，慢慢地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1932 年到 1933 年期间，红五军团参与了赣州、漳州等地的战斗，还有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反 “围剿”。在这些战斗中，军团里的队伍有些变动，比如 1932 年红十四军被并入了红三军团，红十五军则加入了红一军团，之后还有其他队伍进来或出去。到了 1933 年 1 月 8 日，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赵博生在金溪黄狮渡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1934年10月，红五军团跟着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路，他们的任务是走在最后，保护红军大部队往北走，因此得到了“坚强的后盾”这样的美名。在湘江那场大战里，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为了能让中央红军成功过河，跟敌人拼了命地打，结果好多战士都牺牲了，连师长陈树湘被抓后也没屈服，壮烈牺牲了。后来，当中央红军巧妙地过了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又在石板河跟追兵打了九天九夜，确保了党中央的安全。

1935年7月，红一军团和红四军团汇合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了个新规定，说红一方面军的各个军团以后不再叫军团了，都改成叫军；而红四方面军的名称还是保持不变。

按照这个决定，红五军团现在叫红五军了。军长是董振堂，政委是曾日三，参谋长则是曹里怀。

八月初的时候，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开了个会，商量了敌人的情况，然后改了之前的行动计划，不再按《松潘战役计划》来，而是制定了新的《夏洮战役计划》。按照新计划，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还有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组成了右路军，由中央直接带着，往班佑、巴西那边前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32军，以及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组成了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带着，往阿坝地区进发。

从那以后，红五军就不再属于红一方面军了，而是加入了红四方面军。等到三大主力红军汇合后，1936年11月，红五军又被编进了西路军，他们渡过黄河往西边进发，目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好跟更远的地方建立联系。

1937年1月，红五军的主力部队在甘肃高台跟比自己人数多好几倍的敌人打了一场恶仗，包括军长董振堂在内的3000多名战士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但这时候，红五军的政委黄超，他以前给张国焘当过秘书，还守着电台，和两个团（三十七团、四十三团还有其他直接管的单位）一起，留在离高台不远的临泽。

说实话，在高台那场战斗中，尽管军长董振堂牺牲了，部队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红五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里对高台战役为啥输了，给出了一个正式的总结：

1.五军的位置很显眼，周围没其他部队支援，他们的电台还放在了临泽，所以一旦被敌人围住，就和其他地方联系不上了，总指挥部也收不到他们的消息，没法给他们指示和支援。2.敌人刚开始围攻的时候，他们没有果断地突围出去，而是选择死守在那里和敌人硬碰硬。3.对那些已经投降的民团，他们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危急时刻没有严格管起来，反而让他们去守城，结果敌人从内部和外部一起进攻，攻进了城里。

这确实有点马后炮的味道。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该怎么去解救红五军，具体做法是：

董振堂当军长时，得有个电台在身边，好跟西路军总部随时通气儿，这样大家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不然你这边打得热火朝天，总部那边却啥也不知道，错过了帮忙的好时机。

2.董振堂要是早点看出马家军包围了他们，就该马上下令突围。虽然这样做也会牺牲不少人，但总比红五军在高台全军覆没要好。不过，根据当时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的回忆，在高台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军政委黄超派了个便衣通讯员给董振堂军长送信。信上大概说：总部有令，高台是连接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地点，得让军长守住高台。

3.对那些投降后改编进来的民团，我们得时刻保持提防，虽说董振堂他们是靠宁都起义加入的，但这些民团可不是起义来的，他们是没办法了才向红军投降。现在战斗这么紧张，要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那可真是太冒险了。

高台战役失败后，西路军让孙玉清当上了新的红五军军长，黄超做了政委，谢良成了政治部主任，毕占云则担任了参谋长。

最终，红五军剩下的那点人马从倪家营子冲了出来，人数已经不多了，后来被编进了李先念的左支队。他们一路上风吹雨打，走了四十多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星星峡，受到了中共代表陈云的热情迎接。

这时候，红五军里出来的干部战士，还有挺多幸存者。这些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战士，大多数都挺到了新中国成立那一天。他们替那些在河西走廊牺牲、永远沉睡在那里的战友，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繁荣富强、生机勃勃的景象。

政委黄超，西路军吃了败仗后，跟着李先念的左支队一路艰难打到了新疆。1937年冬天，他们在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被从苏联回来的陈绍禹等人冤枉成“托派分子”给抓了。到了1938年年初，黄超和西路军的参谋长李特一起被害。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事儿得到了平反，黄超也被追认成了革命烈士。

政治部领导谢良少将，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委，他于1991年离世。

参谋长毕占云，是位开国中将。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河南省军区的司令员，还做过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1977年离世。

饶子健是位开国中将，当时他是西路军红五军第三十九团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也做过苏北军区司令员、江苏军区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以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他还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2000年，他在南京逝世。

王定烈是位开国少将，他原来的名字叫王大培。以前，他是西路军第五军四十三团的团部书记。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广州军区空军的参谋长、副司令员，还在济南军区空军和空军担任过副司令员。2014年，他在北京逝世。

肖显清，他以前是西路军红五军的一名战士。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做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还有后勤部的顾问等工作。1988年，他在南京安详离世。

吕仁礼，那时候是西路军红五军骑兵团的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当过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军九师的副师长，还有炮兵第十五师的师长。1961年，他得到了少将军衔，然后在2011年在西安去世了。